2016年春天，广州最冷的那个星期天，他在家中安然地走了。原先我们约好，周四上午和录音师协会的同事们开会，商量协会换届的具体运作，可是晴天霹雳，他不辞而别！教人如何相信，如何接受这事实！
 
      何邦经在广东电视台三十多年，一直从事音频工作，为广东电视台拿过多项奖项，不仅在全国具有影响力，也为广东电视台的音频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 
      我和邦经有三段交集。
 
      我们两人的高中都是在广州市第29中（现在已经改名广州西关培英中学）读的，我比他高一届，但同是学校播音室的成员。当年（上世纪的50年代）学校播音室只有一个工人（我们称他“德叔”）负责，日常的全部工作全是由学生在课余时间做的，所以我们这些“工作人员”就来自不同年级。我记得，我们的头头是比我再高一届，名叫高汉祥的同学，邦经比我低一届，再低一届的同学有五岱、施浩年等。因为我们课余时间常常在一起，加上有许多无线电技术知识要互相学习交流，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好朋友。
 
      学校播音室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核心是一台50瓦（或者250瓦，记不清了）的扩音机，唱机（当年连磁带录音机都未普及！）、话筒等，平时技术工作不多，只是日常的开关机，注意扩音机的工作状态就可以。较多的工作是学校在大操场组织的活动，比如文艺演出等，我们要拉喇叭，现场调音，事后收拾现场。当年是在“大跃进”的环境下，这些工作的量相当大，但让我们播音室的同学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 
      同时，播音室的学生都是无线电小组的成员，我和邦经都参加了广州市无线电俱乐部，在广州市电子管收音机安装的比赛中，邦经得过第一名。
 
      我和邦经的第二段交集是在广东电视台。
 
      从我到北京上学（1960年）直至1980年，我并不知道邦经离开29中后的经历，因为当年的“大跃进”，先有高校大发展，随后许多高校又整顿下马，不知道他去了哪个地方。我是在文革中到部队农场锻炼后分配到广东电台，接着去办广播学校，再到德国进修。德国回来后到电视台技术部，竟意外地碰到邦经，才知道他已经调到广东电视台了。
 
      1983年我在广东电视台技术部当主任的时候，邦经是音响科的科长。我们在工作中就经常打打交道了。那时电视台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视频的质量，对音频未免重视不足。有限的设备采购经费，视频自然占了大头。具体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浩林副主任比较伤脑筋，因为一开会研究经费的分配，邦经总要“大吵大闹”，为音频设备争取合理的份额。广东电视台在上世纪80年代对全国影响那么大，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大量的引进电视剧，比如“血疑”、“霍元甲”等等。这些片子需要大量的配音工作，邦经领导的音响科做了大量工作，是功不可没的。
 
      邦经对工作的认真可以从他报到技术部的方案看出来，那时没有电脑，他手画的图纸非常工整。
 
      我和邦经那段期间合作最成功的，是我们引进的Q-Lock系统。在模拟技术年代，配音和录音过程中，音频与视频的同步问题比较麻烦，费时又费力，后来我们发现国外有这样的同步系统，名为Q-Lock，于是下决心引进。这是我国第一个引进的Q-Lock系统。由于用得好，国内其它台也开始引进。
 
      我1987年到广播电视厅后，因为接触的都是面上的工作，跟邦经的直接交道就不多了。但我知道，这段期间他在电视双声道和电视立体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，而且多数是全国领先的，而他的录音作品也屡获全国的大奖，作为主管技术工作的领导，我是十分感谢他的，因为他为我们广东争了光。而邦经也在全国电视台音频界里中已经很有影响。
 
      第三段交集是广东录音师协会的成立。早前，广东只有中国录音师协会的“广东联络处”，主任是太平洋影音公司的王今中同志。这个联络处在联系我省广大的录音师，提高我省的录音水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我和邦经前后退休时，民政部门出台规定，各地不能保留“联络处”，于是我们争取成立广东录音师协会。协会的成立需要办理各种具体的审批，而作为未来的“秘书长”，邦经和其它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在省广播电视局的支持下，顺利通过了省民政厅的审批。
 
      协会的运作需要各方面的支持，比如财政方面，以前局里每年会从机动经费里拨出10万元支持“联络处”的工作。现在按照规定，协会必须自筹解决。而邦经充分运用了在国内外的人脉关系，为协会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，无论是评奖还是学术交流，他都干得非常出色。北京来的同行说，全国没有哪个省有广东这样的录音师协会了。由于这一段已经是“现代史”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就不啰嗦了。
 
      邦经的离去是广东录音事业的损失，他为广东电视台和广东录音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我将永远怀念邦经同志。